应对中国青少年抑郁，药物治疗为何成为现实中最主要且几乎惟一的方案？
文｜财新周刊 赵今朝 范俏佳，戴凡恺（实习）
入夜，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下称“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一楼门诊室的灯光依然明亮，孩子、家长以及医护人员在走廊上穿梭。
“（医院）哪里都没什么人了，这儿还有这么多人！”有护士经过时嘟囔了一句。下午门诊出诊截止时间是四点半，随着医院叫号屏幕不断滚动翻页，时间已过两个小时，这里的医生还在持续加号。
曹庆久便是其中一位。全国总共不到500位儿童精神科医生，他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讲，儿童门诊加班已是工作常态，早则七八点收班，晚则过了凌晨，疫情之后几乎都是如此。
曹庆久感觉，因抑郁症状来就诊的孩子越来越多，占门诊量的70%。1月29日当日，他接诊的14个孩子中有9个都因为严重抑郁症状，不能上学而来就诊。
不仅门诊如此，住院儿童青少年的绝对数也在明显增多，一床难求。曹庆久回忆，十几年前他做住院医师时，病房中患抑郁症的孩子约占三分之一，而现在已经直逼三分之二，甚至一些13岁以上的青少年因儿科病房爆满只能收入成人科。
抑郁症（即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简称MDD）不是简单的“坏心情”，而是属于重性精神障碍的一种，以情绪低落、认知抑制、精神运动性迟滞为主要症状，可伴有焦虑，自杀观念和行为，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及睡眠、食欲紊乱，躯体不适等躯体症状群，部分患者自知力受损。国家卫健委2020年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中将青少年划为抑郁症防治重点人群，在列人群还包括孕产妇、老年人、高压职业从业者。
曹庆久任职的北大六院是北京大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学的临床医疗、人才培训与科学研究基地，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北京精神卫生研究和培训协作中心，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精神卫生中心。成立于1992年的儿童病房是全国最早收治各类精神障碍儿童的专科病房之一，现有床位60张。
2021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当天，“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24.6%”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截至目前，阅读总量已达1.6亿次，而后在媒体中掀起了一阵讨论的“热浪”。
与公众一片哗然的反应不同，听闻这一数字，几乎所有受访心理精神专业人员均表现平静，并直言“并不意外”，该数据摘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下称《报告》），反映的不是经临床诊断报告的抑郁障碍患病率，而是经量表测量出的某一时段抑郁症状的发生情况，研究使用的量表侧重测试消极情绪的发生和快感的缺失。
“我们只是圈出一个值得重点关注，并可能转化为抑郁症的群体，要确定谁是真正患病的人，需要精神科结构化的访谈和规范化的诊断工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负责人陈祉妍解释道，对“24.6%”最直接的理解是，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24.6%的人存在值得关注的抑郁情绪。她也是《报告》的副主编。
《报告》称，从小学到高中，随着年级增长，抑郁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小学阶段抑郁检出率为一成，初中阶段抑郁为三成，高中阶段抑郁已爬升至四成。
《报告》所用“抑郁”应定义为一种抑郁情绪或抑郁状态，并不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临床诊断情况。“我们所报告的24.6%，要与过去的监测值对比才有意义，这肯定不是抑郁患者的比例。”陈祉妍介绍，当青少年受试者抑郁情绪严重程度超过跨年龄总人群（包括青少年、中青年、老年的跨年龄人群）80%受试者水平，即被划定为处于抑郁状态；同理，“严重抑郁”则是指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超过总人群中95%的受试者。
历时性对比显示，儿童青少年抑郁恶化的趋势本身较轻微。《报告》显示，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检出率为17.2%，高出2009年0.4个百分点；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4%，与2009年保持一致。
但是，对抑郁症的了解和重视程度，全社会今非昔比。“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刻板印象早已打破。前述数据向社会传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中国每四个孩子就有一个处于情绪低谷。这种情况由来已久，随着家长、学校、研究者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青少年抑郁的干预和治疗需求如决堤洪水扑面而来。
2021年10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在北京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发布会，发布题为《心之所想：促进、保护和关爱儿童心理健康》的年度旗舰报告，40多年来，该系列报告首次聚焦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并指出，据估算，在10—19岁的青少年中，有超过13%的人患有WHO定义的精神疾病，近20%的15—24岁年轻人自我报告他们经常感到沮丧或对做事情没有兴趣。